（一）概念界定#

（二）国内研究进展#

未成年人心理服务最早出现在199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中，其指出学校要“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陈慧，2024）。近年来宏观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强调学生心理健康对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并将未成年人心理服务视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一脉相承（吕厚超 等，2022）。
总体来说，对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体系化服务中，如果将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放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对比，会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
在城区环境中，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主要依托的是学校、社会、家庭三个系统，并呈稳中向好的趋势，但在服务配置、体系内各主体联动等方面存在不足（吕厚超 等，2022）。叶育新通过在福州市鼓楼区的调研指出，学校系统中虽然部分学校满足了心理咨询教师与学生1:1000的配比要求，但仍有很多学校缺乏专职的心理教师，而且所提供的服务只局限在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课程和定期心理讲座等少数几个方面。社会系统中80%的区内医院配置了专科心理诊所，也有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站，但这些资源主要提供预约式咨询，覆盖面和可及性有限，而在社区和街镇，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非常稀少，几乎没有专门的心理救助和咨询功能，服务形式单一。家庭系统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高度重视，但仍然有很多家长表述虽然有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但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无能为力（叶育新 等，2024）。
在农村环境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蓬勃开展，加强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至关重要。林艳以广西D县为例分析指出，近年来农村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的普及程度显著提升，实施模式有所创新（以校内服务与校外合作结合为主），资源投入持续增加，但也面临着专业师资严重欠缺，服务形式和内容相对单一，家校协同作用仍然不足等困境（林艳，2025）。
而针对在社会上开展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机构，检索发现大部分研究的重点多在报道机构的现状与发展路径上，却鲜有对机构本身的运行机制，优势与困境，以及机构在社会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研究。陈慧通过在H市X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的调查研究，提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机构具有“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接、多方协作”的特征，它的优势在于政府背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开展服务，填补学校心理服务与市场化的心理咨询、医院精神科之间的空白和“社会工作+”的综合视角；其中陈慧提到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应用使得机构的服务更容易让服务对象接受并参与其中。但机构面临的困境也很明显，主要集中在外部依赖性强，内生动力不足、资源投入的多方面短板、制度建设滞后，发展缺乏规划、社会认知度低，服务覆盖面窄等方面（陈慧，2024）。
综上所述，国内未成年人心理服务发展晚于国外，并归属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在城区与农村都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家—校—社”体系化特征。近年来国家对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的大力投入使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从人才队伍、服务资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在服务多样化、机制构建方面面临诸多困境。而作为填补学校心理服务与市场化的心理咨询、医院精神科之间的空白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机构将会在“家—校—社”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中发挥出专业性、整合性的作用。

（三）国外研究进展#

现代心理学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早于我国。在美国，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察觉源于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注。为了区别对待未成年犯罪者与成年人，美国建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庭系统。19世纪初，在芝加哥和波士顿的未成年人法庭中，首次设立了心理健康服务诊所，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引导，帮助他们重返社会。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公共基金会开始认识到这些诊所的巨大作用，并将其推广至全国，这构成了美国儿童精神病治疗项目的雏形。服务模式也从最初依附于大型医院，发展为更多独立的诊所和心理健康中心，扩大了服务的可及性。而在校内的心理健康服务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认知、人本等心理学理论的兴起，学校才开始系统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邱成平和杜李琴，2008）
1984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鉴于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的服务不足和系统性缺陷，开始着手构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青少年服务体系——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体系项目（CASSP），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整合 (Integration)，将学校、福利、医疗、司法等机构有效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环绕服务”（Wraparound process）的服务网络，发挥各自的优势，最大化地优化资源。这个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组建以儿童和家庭为中心的团队（Child and Family Team, CFT），共同为孩子制定和执行一个全面的、个性化的服务计划，确保服务是无缝衔接且持续的。CASSP采用社区心理学视角，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个体、社会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问题不能只盯着个体，而要重点关注其所处的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等组织和关系。同时，CASSP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对于心理功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社区环境至关重要。在社区中提供服务，既能及早发现问题进行预防，也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有效治疗。（陈慧，2024；邱成平和杜李琴，2008）
美国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对其他西方国家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自1996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向中小学派遣“学校咨询师”，这些咨询师来源于日本独特的专业人员制度，他们并非学校雇员，而是由地方教育局和临床心理士协会联合派遣。他们的薪酬由文部科学省直接拨付，这种独立的人事和经济关系保证了他们工作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不受学校行政的干扰。同时在社会服务领域也有儿童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但日本并没有国家统一的强制性标准，而是由各种学术团体和专业学会各自建立认证体系（樊富珉和吉沅洪，2008；黄辛隐和李智聪，2009）。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无论是在立法层面和组织层面都强调专业机构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如澳大利亚婴幼儿、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心理健康协会 (AICAFMHA)，这是一个覆盖面广、功能完善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旨在提升全国范围内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普遍心理健康水平（黄辛隐和李智聪，2009）。
从以上国外未成年人心理服务发展的相关研究资料，不难看出国外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从防范未成年人犯罪与治疗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发展到从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系统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并且国外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无论是从体系构建、人才队伍建设还是专业化水平都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一）我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脉络#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起步较晚，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心理服务”的是十七大报告，在“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从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到2018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社区设立心理咨询室，再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和“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建议，都明确要求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以上关于社区心理服务的发展表明从国家层面推动社区心理服务是实现社会“善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陈雪峰，2018）。
从居民心理需求来看，方芳和杨沛樱通过多阶段、分层的抽样法随机抽取浙江省多个社区的300名居民进行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发现超过92%的居民认为在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是“非常有必要”或“可能有必要”的，高达76.67%的居民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服务，对服务内容的需求从普遍程度来看分别是人际关系、其次是“家庭关系”、“自身性格与情绪管理”和“职业发展”。其中青年人（25岁以下）群体更希望关注个人层面的性格与情绪管理（方芳和杨沛樱，2021）；这充分说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对于居民在面临心理问题时寻求最直接、最便捷的心理支持和干预的重要性（龙女，2013）。

（二）我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现状与建设路径#

目前国内社区心理服务既有许多耀眼的成就，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刘素珍等人的对比研究发现，接受社区心理辅导后，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进步。华杏珠的研究也表明，设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站能有效提高居民的相关知识知晓率和心理保健意识。（华杏珠，2010；刘素珍,徐建平,周坚,李金风,徐志芸,吴梦麟,叶勤,王晓棠，2003）。李相南和徐先韬认为部分城市开展社区心理服务的先行探索，结合本地实际，形成了一批具有品牌特色的社区心理服务，构建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实践框架（李相南和徐先韬，2022）。困境方面，蔡丽丽等从制度和结构层面指出社区心理服务制度出现全国统一的政策法规缺失，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专业人才断层、制度滞后等问题（蔡丽丽 等，2025），方芳和杨沛樱的调查反映出社区心理服务在机构、人员、内容与形式上存在显著供需失衡（方芳和杨沛樱，2021）。龙女的研究还提到多数社区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相关服务只是日常行政工作的“附带品”，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服务大多停留在发放宣传资料、举办科普讲座等初级层面（龙女，2013）。
基于国内社区心理服务发展的诸多现状，龙女认为应该构建一个系统、有效、可持续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并从改善认知、构建模式、专业人才、政策支持四个方向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龙女，2013）。方芳和杨沛樱也从政府责任、机制构建、人力资源、服务内容多样化、突发事件干预等方面提出建立一个导向的、系统化、专业化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方芳和杨沛樱，2021）。吕冠霖则提出建立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档案系统，以更好地了解居民需求，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服务（吕冠霖 等，2023）。以上研究都是从具体策略视角构建社区心理服务体系，李相南和徐先韬提出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双线模式下、根据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和需求，将服务对象分为三个层级提供差异化服务的社区三级心理服务体系（李相南和徐先韬，2022）。
以上对于我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研究可以看出，我国未来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关注度的提升，服务需求将持续增长。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提供更普及、便捷、预防性、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通过应用科学技术、加强个性化干预和促进跨领域合作，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将为居民提供更全面的心理支持，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区的心理健康水平。但部分研究所提出的策略与模式尚未经科学的实践检验，对于如何保障基层社区执行此类模式的专业能力与经费支持也尚未涉及。

（一）心理服务参与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这句话出现在“（35）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夯实社会治理群众基础。”中，可见居民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的联系愈发紧密。吴同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向：开始重视并运用符合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方式来提升治理效果。如果社区治理没有居民心理服务的参与，则会面临区内的紧张关系甚至公开的冲突，削弱社区凝聚力，阻碍矛盾的有效解决等严重后果（吴同，2024）。
至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社会心理服务的作用，周矩通过以重庆市两江新区翠云街道翠渝路社区作为案例进行研究，认为在社区中构建将法律、事理和心理相结合的“三理工作法”，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从而减少社会纠纷。（周矩，2022）
裴福华与王俊秀则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社会心理服务与社区治理的融合路径。他们提出，社区作为“情感共同体”，其治理离不开心理社区感、赋权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的支持。心理社区感通过增强成员归属感和共享情感联结，促进社区凝聚力；赋权理论通过提升居民与社区组织的自我效能感，推动其参与公共事务；生态系统理论则强调家庭、学校与社区在中观系统中的协同作用。该研究指出，社会心理服务应从增强社区凝聚力、弘扬核心价值观、化解消极情绪等方面入手，构建积极健康的社区心态，从而实现治理目标。（裴福华和王俊秀，2022）
邵任薇与冯梓菲从情感治理的视角切入，以广州GT街社区心理服务站为例，分析了心理服务在实践中的成效与挑战。研究发现，情感治理通过情感互动与情绪疏导，能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与认同，但也面临居民参与不足、资源配套有限、服务被动等问题。作者提出，应通过扩大居民深度参与、主动捕捉情感需求、完善服务内容与资源配套等方式，增强心理服务的治理效能。（邵任薇和冯梓菲，2022）
综合来看，心理服务对社区治理的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个体层面，通过心理疏导与危机干预缓解居民负面情绪，增强其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在社区层面，通过情感联结与共同体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与文化认同，促进邻里和谐与公共参与；在制度层面，通过系统化、多主体协同的服务机制，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心理服务从“治疗导向”向“预防与发展导向”转型，强化居民主体性与社区情感资源整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社区治理与心理服务的平台作用#

社区治理对社区心理服务的发展具有结构性塑造作用，其制度安排、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模式直接影响心理服务的供给质量与可持续性。霍团英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指出社区治理通过构建“政府—服务机构—居民”三元协同体系，为心理服务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资源保障。政府在其中承担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角色，例如通过构建法律保障、组织支持、技术支撑和监督评价四大体系，推动心理服务从“治疗导向”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型。研究进一步表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在治理框架下需完善宣教预警、咨询干预和资源整合机制，而居民的参与则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服务的共建者和监督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心理健康服务圈”。该研究强调，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是心理服务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关键。（霍团英，2015）
彭斌则以情感治理为切入点，通过延吉市丹英社区的案例，提出社区治理通过“情感互嵌”机制有效提升了心理服务的可接受性与文化适应性。在多民族互嵌社区中，治理主体通过“用情—移情—融情—共情”的实践逻辑，将情感资源转化为心理服务的媒介。例如，“代理亲人”机制通过角色置换与情感联结，填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情感空缺；而党建引领下的民族节庆、文艺活动等仪式化实践，则成为传递共同价值观、促进心理认同的载体。该研究指出，社区治理不仅为心理服务提供组织基础，更通过情感资源的调动与符号化表达，使心理服务从个体疏导扩展至群体心态建设与共同体意识塑造，实现了治理目标与心理服务目标的高度融合。（彭斌和廉颖豪，2025）
综上所述，社区治理对心理服务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结构层面，治理体系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多主体协同，构建心理服务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在过程层面，治理实践通过情感动员、文化融合与仪式建构，增强服务的亲和力与认同度，进而提升其效能与可持续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与心理服务在制度、资源与情感层面的深度融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社区健康与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