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3 “服务型基层治理”学术共同体第一次组会 读书报告
一、本次组会的任务
阅读文献：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二、全书总脉络——“先破后立”
（一）从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说起
“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 ，作者用全书开篇的这句话就勾勒出现代人的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到处都充满了“威胁”，但不知道这些威胁究竟来自哪里，又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的视野如同作者所说的“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 ，通过生动形象的场景化描写，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现代人的困扰，是当今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即“事实的年代”中的其中一部分。
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普通人面临着海量的信息浪潮，总是显得无所适从，既不能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克服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威胁，从而连维护自我，使自己仍然是完全独立的个人的这种努力，都变得很困难。
那么，普通人该怎么打破目前这种“僵局”呢？作者指出，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海量般的信息，而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强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界，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 的心智品质，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于个人来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帮助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个人困扰存在于个体直接关系领域的生活经验中，关乎其自我及所珍视的价值，而公共议题则是超越个人局部环境，关乎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宏观问题。
作者认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受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影响，已经演变成了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而这也偏离了作者强调的，社会科学历来就有的“搞清当代焦虑和淡漠”的政治和学术使命，丧失了社会学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学需要“想象力”，目前的社会科学需要回归“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研究与紧迫的公共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相关联的问题”的历史传统。
（二）现存社会科学的“偏向”及批判
1.“宏大理论”——对概念的盲目崇拜
作者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典型，阐述了关于“宏大理论”的两大问题：
（1）宏大理论的逻辑特征。作者认为：宏大理论家们的思考层次太高、太一般化，以至于最终是无法回到微观的，历史的，结构的问题上来，因此，他们也只能用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对细节进行随意的，无休止的“粉饰”。而这种“粉饰”最后则演变成了所谓的“概念游戏”，以至于形成了“概念拜物教”。然而，这并不能清楚地，有序地定义他们手中的具体社会问题，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
（2）“概念拜物教”所导致的混乱。帕森斯费劲心思所构建的“概念王国”，实际上是将制度性结构转化为一种“合法性”之类的道德领域，以假设整个社会系统是一个追求“均衡”的系统，默认其是稳定、和谐、统一的，但作者指出，帕金森的这套“统一性”的“整合模型”忽视了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民权运动，权力斗争等“备受恐吓”的事物，即只关注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和谐”而忽略了“冲突”。这就导致在帕金森等人看来，这样的“社会秩序模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构建了孤芳自赏的概念迷宫，这种矛盾与混乱显得可悲又可笑。
2. “抽象经验主义”——对方法论的盲目信仰
与宏大理论看似对立，实则同属一个误区，抽象经验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陷入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抑制”，即将科学方法本身视为最高目的，而非探究问题的工具。其研究过程高度标准化、程式化，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将有待研究的对象与预设的研究方法混为一谈——不是根据问题去选择方法，而是让方法限定所能提出的问题。作者指出，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社会学家俨然成为了“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学家”。
同时，抽象经验主义虽注重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其践行者却往往更热衷于科学哲学的抽象讨论，而非社会科学本身的实质问题。他们也许会因为成本原因选择了包括“抽样调查”在内的统计技术，但这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剥离了数据所依托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过程。作者指出，数据本身并不能自我说明，唯有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揭示出有意义的社会趋势与结构特征。若不依靠某种结构性的背景，抽象经验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被充分界定和真正理解。单纯的抽象经验主义容易使社会学家局限于技术问题，重视方法论的约束，忽略对更大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分析。
3. 科层制
作者从之前所提及的抽象经验主义中就已引申出这个概念。他指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制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从而形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层制（bureaucracy）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理论，他认为科层组织的典型特征包括层级分明的职权体系、基于专业能力的职务分配、成文规章制度体系和非人格化决策机制四个部分。意味着科层制需要标准化、可量化、可操作的知识来维持其统治与管理，而这正与抽象经验主义所提供的高度形式化、脱离价值判断的“科学方法”与零散的数据结论相契合。
具体而言，科层组织通过项目经费、研究资助与机构设置，为抽象经验主义者提供了大规模调查与数据处理所需的资源；而抽象经验主义者则反哺科层组织，通过提供琐碎、即时、可被行政系统直接利用的“研究成果”（例如民意分布、消费行为统计或组织内部效率测量），强化了科层制在决策与管理上的“技术合理性”。这种共生关系导致研究议题越来越依赖于经费导向和行政需求，研究者不再从广阔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结构中自主提出问题，而是被动接受科层体系所设定的题目。
最终，正如作者所警示的，科层制气质对社会研究的全面侵袭，正在将自由探索的知识活动转变为一种机械执行的“命题作文”。它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个人自主性，使社会科学丧失社会和政治自主性，更使社会科学放弃了其本质使命——以“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揭示个人困境与历史结构之间的深刻联系，进而为公众提供洞察时代、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智识工具。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科学看似繁荣，实则可能正在丧失其最重要的批判性与公共性。
综上所述，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这些“偏向”，越来越凸显一个令人可怕的现实：理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权威在意识形态上的证明，通过给有权威的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科层组织目标服务的研究有助于使权威更有力，更有效率。而这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
（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三个面向
1. 个人困扰向公共议题的转化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人，是身处于庞大社会结构中的渺小个体，每个人都与他人相异，这便是人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的使命不是寻找一个统一的行为定律，而是理解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形态和意义，于是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时，区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便尤为重要了。
如前所述，所谓“困扰”，往往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其重视的价值遭受威胁；而“议题”则指向更宏观的层面，关乎公众共同认可的价值遭遇结构性危机。社会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将个体所体验的困扰，转化为可被公共讨论的议题，揭示其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制度与结构成因。
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结构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组织单位。它不仅是最具包容性的权力载体，也深刻塑造了个体生活的一切制度与情境。因此，社会学家必须在民族国家这一层面把握结构性力量的运作，而不能仅停留在个人处境或心理因素的剖析。否则，将无法真正识别问题的根源，也难以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对于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米尔斯认为只有通过观察个人行为，才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结构如何发生变化；反之，只有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如何影响个人境况，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扰与行为，进而理解人的多样性。
因此，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更是一种在个人生命与历史结构之间建立联系、在情境与制度之间进行辩证思考的自觉努力。
2. 历史和比较的运用
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对于历史的运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比较，认为“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比较性研究都是当今社会科学最具前景的发展路径。”
首先，米尔斯认为，一个好的比较要在相似性中蕴含着差异性，而某一特定社会的历史便一定具有这种特点，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必然有赓续传承的特征，同时亦能反映社会的流变。
其次，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特定性原则”——要理解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都必须从他所处的特定时期的角度出发。指出非历史的研究通常是静态且短期的，也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而社会学对历史材料的运用应该从长期性与结构性视角出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只有将历史材料纳入研究范式之中，才能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也更能摸清社会变化的脉络与规律。
最后，作者指出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二者应该交织融合在一起，宽泛的空间维度比较不可能实现对其他国家社会的理解；只有通过延展分析的时间尺度，才能够在变化之中理解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道路、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等等问题。历史材料的运用，不仅能加深对他者文明社会现实的理解，还可以通过不同社会的比较总结出富有想象力的新观点。
3. 重塑自由理性之精神
作者通过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中理性与自由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指出伴随“现代”步入“第四纪元”，自由与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再次受到质疑——合理性的增长未必带来自由的扩展，反而可能催生其对立面。
作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下科层制与合理化组织的扩张，导致了一种“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的蔓延。社会安排虽在形式上高度合理化，却未提升个体的实质理性；相反，个体在执行看似合理的行动时，往往对行动目标浑然不觉，理性意志与能力反而被系统性地压抑。这种合理性与理性的断裂，使人陷入“自我合理化”的异化状态：个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与情绪以适应组织规章，却与自主思考的能力日渐疏离。
作者借重拾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一步指出，在高度合理化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不仅与劳动产物、生产过程相异化，更与工作、消费乃至休闲本身相异化。其结果是人逐渐丧失追求理性的意愿与能力，蜕变为“快活的机器人”——表面适应良好，内心却深藏不安与淡漠，成为自由社会的对立面。作者进而强调，这种异化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困扰，更是关乎民主命运的公共议题。
面对这一时代困境，作者呼吁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体异化的困扰转化为有关理性与自由命运的公共议题。他主张社会科学应承担文化使命与政治责任，通过将私人困扰上升为公共议题，并将公共议题还原为具有人文意涵的生命经验，促使分散的个体成长为具备理性与自觉的公众，从而复兴民主社会的活力。
在作者看来，社会科学的根本承诺在于，“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与困扰，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进而使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最终实现自由、理性等经典价值。这不仅是对学术风气的振臂一呼，更是对自由理性精神与民主社会根基的重申与再造。
二、个人感悟
在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必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这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在情境中”的核心视角异曲同工，甚至某种意义上发展了这一视角，设想社会工作者帮助困难群众，如果只是“输血式”的协调各种各样的资源进行援助，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对于彻底让困难群众物质上，精神上摆脱困境也没什么帮助。只有让他们“定位到自身所处的时代，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扼住命运的咽喉。同时，书中许多对社会学存在的“偏向”的批判对社会工作者开展研究，制定方案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如“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不仅要在微观层面上提供服务，更应该将服务对象的困扰上升为这一群体的普遍性问题，通过社会倡导等方式，在宏观层面推动社会制度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完善。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要与人民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而不是服从于某些权威，不合理的制度下，而这也是作者所严重批判的，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我们要敢于开展社会倡导，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合力，更好的促进我们的社会往公平、进步的方向发展。
NOTE参考文献
- C·赖特·米尔斯, 陈强, 张永强.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2
- 郭仙芝,杨淇.社会工作的行政化现象研究——以广州市N街道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为例[J].甘肃开放大学学报,2025,35(01):36-41.